菜園村:我們的困境

《鐵怒沿線-三谷》放映延伸閱讀

菜園村:我們的困境

文/賀克

編按:菜園村的抗爭,在內地與台灣也引起不少的關注,而各地也有發生拆的情況。彼此間有沒有可借鑒,互相啟發的地方?在其他地方的運動參與者看來,菜園村的抗爭是怎樣一回事?又引起什麼思考?為此,《三谷》放映小組邀請了一位參與很多拆遷抗爭運動的台灣朋友寫了這篇文章。文章並不是要建立一個整全的對菜園村抗爭運動的評論,而是點出菜園村帶出的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及與台灣拆遷情況之間,可相較及不可相較的地方。(文中副題為編輯所加)

菜園村幾部紀錄片在臺灣都曾博得熱烈歡迎,菜園村的遭遇、抗爭抉擇、策略形象等,也深為臺灣的都市與土地運動所同理或嚮往。但我們做為實踐者必須掀開情感的魅惑。就因為看到彼此類似的狀況,更該穿越表面的抽象的相似,我們雖該互助,彼此卻也可能有矛盾關係。

這是「我們的困境」。我們各自的遭遇,可能是彼此的困境,然而「我們」也是可疑的存在。語言總是很引誘,如自由,如人權,如政府暴力警察暴力或迫遷,但對語境做區別才有助於消除團結的障礙。

港台土地運動

歷史的看,港、台確實值得互訪。例如一九九四、九五年之際,港英政權清拆天台屋(類似頂樓違建)的「滾石行動」,不僅引爆抗爭,也替後來的運動培育了種子;臺北市的陳水扁政權於一九九七年清拆「康樂里」1的事件,則幾乎是往後抗爭運動必取的經驗。當然也可能是我們視野狹隘,所以只有單向度經驗可循。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既然發覺某些歷史時點的接近,就更要看見歷史事實不是線性的而是迂迴的。比如台北在二○○三左右,因為運動動員,出現了第一個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保護的「違章建築聚落」2,但○四年的香港政策卻仍然保守,「利東街」街坊僅是提出文化訴求都很困難。時間的接近,不能比擬為同一社會構造,也不能以相同歷史階段來進行抽象思考。因此,二○一○,抗爭兩年的菜園村已經談妥了集體遷村,但一三年的臺灣受迫遷戶反而被逼死了人;臺北的華光社區已經搬遷完畢3、居民被政府控告的負債纍纍,被臺灣大學所控告臺北紹興社區4也還在校方訴訟與安置的曖昧態度中不見未來。彼此的策略或可學習,但兩地社會可分出誰較進步嗎?

許多現象確實相似,在菜園村,村民遇到了政策黑箱。黑箱基本是現代政治本質性的問題。所謂法治就是分層負責、各自亦無真正職責,切割總體問題,受影響者於是被分散到不同的黑洞、迷宮。香港會寄英文信給不大識字的街坊,台灣政府也會猛寄公文、出庭通知,給不識字的老人。真正的官僚就是如此,他告知你他的行為即真理,但這行為只是結果,而重要的是原因。可是官僚有警察護航,不只警察,菜園村被拆時,村民與「關注組」都遇到「保全人員」的勢力,產生衝突時,警方不但袖手旁觀,甚而將抗爭者由原告轉為被告;前些陣子臺灣的苑裡反風車5也是如此。還有更多相似性,在菜園村議題擴大為「反高鐵」的時間裡,香港抗爭者採取了擴及五個區的多次「苦行」6,而這與臺灣的「樂生7苦行」一樣,都師法二○○五年南韓群眾在香港的反WTO運動中所展示的方案。更不用說媒體錯誤報導、抹黑,甚至來自官方刻意輸出特定文案以誘導大眾認知,都是當前社會如何運作的議題。

新界原居民制度掌控菜園村未來

菜園村事件之初的二○○八年,香港政府直接發佈「深廣鐵路」規劃,「菜園村」居民被動察覺,高鐵規劃「人為的」挑上「非原居民」區域、避開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無論是有人居住的村落,或早已閒置的倉儲區)。這基本上提醒了我們運動可能的侷限,因為規劃方案、技術方法、政策正當性,凡客觀的與理性的都基本上是假問題、從屬於權力鬥爭。社會運動雖反映著政策科學之荒謬,可是社會運動卻也時而要求程序正義與法治化,這狀況可能意謂抗爭的無語、失語。

香港新界的「原居民」意指西元一八九八年即英國殖民前就在本地生活的居民及其後裔,香港法律賦予原居民「丁權」,土地私有、不同於新界以外地方的土地關係。其實「原居民」與否的問題已經點出菜園村事件真正的核心,而且表現了港、臺制度與社會脈絡的不同。不過港、台兩地都很容易將「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為了重大工程而產生的土地徵收爭議,批評為「富人的建設」,因此簡化了鬥爭的焦點。

菜園村抗爭(至少在早期)也確實快速陷入危險的對決──政府(為了富人的政府)與受害者(被收地者)的對立關係。我們很容易指出政府決策之獨斷、議員態度上的保皇,以及實行方式的粗糙,但如此論述卻也可能是偷懶的。雖然不否定此種論述方式的部份真實性,因為「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對待方式差異很大,包括非原居民的房屋易被判為寮屋(違章)。但之後我們會看到,菜園村遷村成功與否的最大阻力來是自於周圍有地權、有預備發展權的原居民聚落,因此,就像政府不能以「政策」遮掩規劃的空間政治,抵抗者也無法僅以「政策」兩字概括自己的鬥爭對象。我們當然可以有分析依據,說政策規劃是配合丁屋發展的利益陰謀,然而其核心未解的議題是新界特殊的土地私有制度,及受益於此制度的廣大新界居民。運動如何對抗此種制度?如何想像新的可能性?這同時也牽涉「人」。土地問題在香港新界以非常嚴實的方式掌控了菜園村的未來,但制度是透過人的行為來實現的。

香港政府向來拒絕為新界鄉村進行公共道路規劃,但另方面,即使菜園村自行購得土地、自行負擔重建費用、打算遷村了,卻又持續遇到原居民的反對,包括開工被阻路,甚至必須公開聲明不參與所在地的村選舉。菜園村被高鐵政策與原居民雙面夾擊。尷尬的是,購地之後的菜園村算不算地主?有沒有土地私有權?我們從政府發放「復耕牌」的說詞中發現,購地與遷村基本上沒有面對傳統的新界丁權體制,也就沒有解決它對菜園村的影響。雖然政府有條件的讓菜園村蓋屋,也使菜園村居民必須將自己壓抑在新界原居民的身份之下、最低程度影響丁權受益者,以保障訴求的可接受度。

「強調個人居住經驗」的限制

可惜的是,香港地權、土地政策的討論不在運動的主要論述中。但是從香港獨立媒體上的發文,或「影行者」影片中的某些敘事方式,則發現另些值得持續思考的說故事方法。這些敘事方式與臺灣無論都市房地問題(包含違建拆遷、道路開闢)或農田問題,也有某種近似。此相似性亦可說是共同困境。港、臺的相似運動都傾向於強調居民的生活模式,例如老年人習慣,並特別強調受影響地區的人們如何累積經驗。此類論述誠然與當前社會主要的運行模式形成了對抗,亦即挑戰做為資本主義運基本架構的社會關係,但由於論述傾向於個人化,故同時突出了受害者的特殊性。

菜園村有居民務農,或半務農,因而運動上會提到「居民長期的習慣」、住很久了,且要求外人必須要看見「居民如何在生活過程中累積經驗」,特別是人與自然的經驗。我們在臺灣也見到,老舊住宅區的運動會強調老人居住在一樓的習慣、空間經驗、鄰里圈與人際關係等問題,農村則講種地的習慣與權力。這當然都有一部份源於事實、源於可見的現象,但過於強調「個人」習慣、經驗,其結果就是導致我們無法解釋,那些同樣經歷了幾十年社會變遷,因而在歷史過程中離農、轉入工業或商業等其餘勞動分工角色,以及已經入住高層樓房等的人們。這些人基本上是運動論述的遊說對象,是被要求「看見」受害者的外人們,但正是這些人,同樣也是以一己之力,適應了生活的改變、自立更生,且就是政府政策的最大宗支持者。所謂的特殊個人習慣,涉及的是整個社會關係的不平衡、社會內在的不平等發展,在港、台這樣的邊陲地區,更是為工業投資與資金移動所深深結構著的派生現象;因而個人問題,必須回到社會關係、社會變遷過程來討論。同時,既然運動者強調人的經驗是累積的,是變動的,那麼拆遷之後自然也應能重新適應,包括「鄰里關係」、「建立情感」,也就無法完整合理化居民現況的絕對必要性。這是很矛盾的,社會運動談公共,但是我們似乎都仍無能力重新定義「公共」,或讓自己定義的「公共」足以奪權,以至於面對資產階級世界觀下的「公共」壓力時,竟只能強調個體價值。更進一步,在資本權力聚焦房地產的今天,多數人若有辦法獲得便宜房屋則也同樣不會甘於貸款成屋奴,那麼強調保護菜園村生活選擇的時候,又如何面對那些更早就被「社會的」趨逐到高樓的人們?其中有誰會不願意腳可觸地?誰的生計又不曾出問題?這都是主流價值會提出的疑問,也是我們所寄望的聲援者會有的疑問。

我們當然理解菜園村民受到了傷害,而且確實做出了重大犧牲,這毋須懷疑。我也並非認為菜園村訴求於追求不同於現代資本主義所驅動的生活步調是不可取的,但所謂個人問題必須放回總體的社會變遷來談,就此而言我們都很匱乏。菜園村後來的發展也見證了菜園村是否可遺世獨立的命題,農村運動不是鄉愁,但得避免成為鄉愁。

「發展」與中國大陸的問題

過簡的強調個人經驗並非良策,但在菜園村一連串的事件中,個人生活的層次,也確實因為「高鐵」而產生更廣大的連結,拉出了「反發展」的議題。這裡的反發展特別指稱由於高鐵被定位為為了連接廣東與香港,直通西九龍,因此不但不對香港人提供額外服務、不提昇香港內部的交通品質,也被理解為制訂決策、通過預算的香港政府、會正邁向附庸於中國大陸。菜園村事件爆發後沒多久,包括市區內如「大角咀」等同樣面臨拆遷。受影響者眾,因此,經過車資與時間的計算,誰受惠於高鐵的問題就更可疑。受益者無正當性,於是二○○九年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高鐵大聯盟」運動、凝聚更多團體出來阻擋立法會撥款。我們必須說,個人因公共工程拆遷而受損或受惠永遠是一體兩面,但是背後的「中國大陸」問題如何被理解與操作?則更是值得深刻探索的層面。

因為稼接了「大陸問題」,使之與臺灣反拆遷運動、都市與土地運動所面對的「發展」議題不大相似。雖然台灣的運動論述也指責房地產發展背後有「陸資」操控,但是臺灣社會運動論述採取的「反對發展主義」的說法,卻更為不精確。港、台因大陸問題雖也偶而被解讀為具有類似性,這也許和港、台兩地在全球經濟位置中的變遷結果有關、與臺灣的統獨議題有關,但相較於香港高鐵的空間政治 較明確顯示港、陸的空間關係重新定位、區域空間再結構,反而臺灣的「陸資控訴法則」完全不能從資本本身做批評,也陷入真正的「社會運動反對發展」的誤讀、淪為只是給「政商發展聯盟」套上新帽子,卻沒有詳細說明白控訴的究竟是什麼?並且,我們不能否認「發展」本就是眾人之願,連菜園村也期待發展,真正的問題在於「發展」是否預設了線性模式、單一價值?如何重新定義發展?我們不僅需要解釋房地產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當今角色,更要嚴厲的要求自己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做說明。

地權所屬對運動的影響

菜園村及聯帶的反高鐵運動所引發的反對行為,其動員對象是全體,但危險的也是這個香港集體。身在臺灣我無法斷言反高鐵運動如何快速衰落,但二○一一年基本已經消失。這裡有兩個不同向度,菜園村之於本地社會變遷與社會關係是其一,「港、陸」地緣關係與空間政治是其二,如果二者之間沒有有效釐清或區隔,我們擔心任一者會由於另一者而失焦。例如反高鐵運動的衰敗是否會令人遺忘,菜園村最緊張的困難來自於新界原居民的房地產慾望。

至於臺灣,各地區因為興建捷運8而引起的房屋傾斜,卻因為畏懼曝光後會減低地價,因此從未形成真正的團結。發展問題的真核心在於權力流動,我們都希望富裕,期待富裕,然而賺錢不等同於富裕或自主,因為我們手上金錢的價值高低具體操縱在別人手上。

有意思的是,菜園村的集體決議是集體遷村,反而實際上並未阻礙「所謂的發展」,即上述港、陸空間關係之再結構。二○一○年初,菜園村與政府達成遷村協議、集體登記領取賠償,並以農業復耕取得建屋牌照重建家園。同年秋天,立法會財委會通過高鐵撥款後,香港政府官員也曾確認將會依據農業復耕計劃批發牌照,並委託法定機構鄉議局負責。這基本與臺灣的「不拆不遷」極為不同。由於臺灣的更具全面性的土地私有制,使得拆遷戶特別強調自己決定自己的土地與權力9。臺灣的私有制導致容易陷入順法鬥爭10,訴求法律授與的權益,菜園村因為「非原居民」而沒有這樣的鬥爭工具,也就迴避這種危險。在臺灣,往往需要經歷漫長時間的衝撞,居民們才有可能認清,原來自己早先要求的權力很可能與壓迫者源於同樣的權利想像;而臺灣的規劃專業者,許多也往往因為居民此種意識形態的殘留,以至於不但不支持運動,還即刻地攻擊居民的語言、思想。但從菜園村的運動策略來看,令人興味的反而在於如何因應,運動之初就現身的丁屋問題?這並不全然外在高鐵問題,而是從選址方式就已經暴露。

集體搬村的困難

這裡就必須來談菜園村決定搬遷之後的事件發展。前面已經提到菜園村民承諾不參與村選舉,但是臺灣人更無法想像的,是遷村後遇到「路權」的尖銳、艱難的困境,而且政府不能夠介入。雖然路權已在後來經過鄉議局公佈有匿名善心人出錢解決,誰想到還是被豎起鐵柱、阻礙開工。因為新界的特殊土地關係,即使「鄉議局」代為介紹了元崗新村、大窩村附近土地,但買地之後,道路地主竟然可以要求菜園村交錢買路權、一再漲價,又可要求菜園新村把已經買到的土地畫出去給別人當停車場,租金還歸對方。雖然運動之初控訴了香港政府沿用「港英」時期的居民分類政策、給予菜園村差別待遇,但是菜園村遷村運動似乎也在節節敗退中隱忍、默認了這樣的分類政策,無法對抗路權爭議就是無法挑戰法律的分類。

社會運動遇到了妥協的時刻,也是最艱苦的時刻。在種種因素下,二○一○年底,為了實現最大的團結,宣布集體遷村,嘗試創造非原居民遷村的首例。二○一○年一整年,菜園村,從膠著、對抗零星或大規模拆遷,到決定遷村,到選地買地,又到路權爭議,還有復耕牌的延宕,劇情反覆難耐。政府先承認確有遷村之事,但在新村(甚至是臨時組合屋)完成前,卻非常苛刻的對待遷村的前置作業,而且持續在菜園舊村中東挖西敲、忽視菜園村已經願意協商的事實。政府不願意等待,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製造菜園村的四分五裂,以消抵抗。新村未完成、無處去的現實,透過媒體變成了「領錢卻不願走」的黑函;臺灣人也很熟悉這把戲。究其實,做為公共議題,香港政府應該要配合菜園村遷村的意願,因為村民沒有擋在政策前緣。香港市民也需要面對,因為菜園村甚至沒有要求分一塊「發展的大餅」。

於是運動轉化了。緊繃的抗爭使得菜園村民理解了自己不能夠成為環境的另一批加害者。在遷村的議題上,香港政府的後續「協助方式」等於零,這反過來突出了運動的正當性,可是我們仍要繼續思考這最後的村民方案。

開拓另類發展的可能

早在一○年初,菜園村就開始了「有機、生態」的農業實驗,舉辦有機復耕工作坊、向香港居民推廣,甚至吸引了台灣相關社會運動、規劃界的關注。我們可以說,正是有機農業、集體工作、集體遷村等,菜園村遷村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東西,號召了香港內、外的目光。

菜園村以「自費遷村」的方式避開了搬遷抗爭中的補償、安置問題,理應避開了「私地主爭取自身權益」的這種理解方式。這是拆遷運動的重要成果。菜園村雖然想要成為「非原居民」遷村的首例,但是菜園村村民並沒有要把非原居民拉抬到與「新界原居民」等同的地主位置。菜園村民成就了另一種與土地的關係。前面我提到菜園村的遷村並未根本挑戰到丁權體制,可是,不容否認這樣的實踐軌跡賦予了菜園村極高的正當性,即使如此,搬遷後的私地主反撲,卻真實的見證了菜園村運動的侷限。

菜園村運動中,所謂「另類發展」、生活與生活的價值,使得菜園村成為實驗性的烏托邦,得以填充先前「反發展」論述的不足。菜園村集體決議所採行的參與式民主方式(不同於台灣社會學界積極推廣的「審議式民主」,而是與臺灣基進規劃圈的「參與式規劃」11同一系譜)也使之具有實驗性、挑戰代議民主。菜園村試圖藉由社會運動過程,擾動、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並重造空間關係、重建社群集體。但問題可能也就在這裡。烏托邦可以是獨立的嗎?甚至,有機、農業,就是烏托邦嗎?當臺灣的規劃社群、社運社群也開始將目光「回到農村」,這頗值得深思。

「原居民」極盡阻礙的過程,充分顯示了所謂菜園村重建運動自始至終都面對新界原居民勢力。最後,特別當舊村已拆完而居民已遷至新村,政府退場了,這雖然一方面可說是菜園村開始擺脫政府政治的直接干擾,但另方面,也使得這場鬥爭的最後階段充分凸顯了菜園村面對的真正「政治」之所在、香港居民內部的社會戰爭。當運動走上社會內部戰爭的階段、個別居民爭執的階段,政府就逃逸了,而政府權限後頭的經濟勢力的操控痕跡也就越容易隱身。

菜園村的理念,無論是經濟與社會變遷議程上的理念,或者是政治與決策形式上的理念,也許表徵了新的想像力,但更多的問題有待我們面對與解決。甚至根本的,城市與農村於今的現代社會關係中還是二分的嗎?我們仍須持續探索與回答。(完)2013/11/12

1 當年清拆以建公園,即現台北市林森公園、康樂公園。

參考資料:《綠色推土機》作者:黃孫權

2 這裡指台北市寶藏巖,現已改成為國際藝術村。

3 位於台北市,政府為建華爾街、六本木為由而清拆。

4 位於台北市,台灣大學為收回土地而清拆。

5 苗栗縣苑裡鎮,居民反對建商於民居旁興建風力發電機。

6 香港反高鐵苦行,二十六步一叩。

7 新莊市樂生療養院;捷運局為建維修站而要徵地清拆。

8 台北市一直在建新捷運支線;台南市亦準備興建捷運中,而要徵地拆屋。

9 近年台灣面對拆遷的住戶,很多是業權擁有人。

10 依從法律途徑去爭取。

11 晚近台灣政府與學界大力聯合推動「審議式民主」,簡化來講,雖經過民眾考核,但本質上是先由菁英提出選項。九○年代以來臺灣進步規劃圈則慣於「參與式民主」,則是將居民意見置於前提,而將專業、技術置回該有的輔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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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而絢爛的十二月 場刊

沉重而絢爛的十二月  紀香港反世貿人民抗爭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你當時在做甚麼?廿多齣短片,講述零五年灣仔,似乎發生過驚天動地的

大事,轉瞬又塵埃落幕。當時發生了什麼?

各地的行動者,有種植大米、小米、粟米各種農民、工人,甚麼驅使他們不遠千里來到香港這

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楷模?婦女、青年、父母、還有小孩子,各自懷著甚麼原因和心情參與

這場運動?主流傳媒大肆報導南韓農民推倒鐵馬,現場是否只是鏡頭所及?民間媒體又是什

麼?我們日常在接收甚麼資訊?這些資訊與生活有何關連?這又與國際貿易有甚麼關係?

反世貿,究竟是在反對甚麼?

參與過這場抗爭的行動者,帶著三步一跪的尊嚴,胡椒噴霧的灼痛,摧淚彈的窒息,新發現跨境友誼,回到我城的核心,與在地草根同行,抗爭八年。要在二零一三年的今天,再一次回顧

這段抗爭歷史,呼喚社會關注,因為資本全球化的侵犯,步步進迫,已再次壓到我們的家門

前。本年的十二月,世貿部長級會議,將再一次在亞洲區舉行,我們又將如何回應呢?

關於星期三晚放映系列

星期三晚放映系列為一個公開及免費的每月電影、錄像及紀錄片放映系列活動。由現在至本年度十二月於香港舉行之世界貿易

組織部長級會議,我們希望籍此放映系列引發有關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以至有關之反抗及不同選擇的討論……

放眼世界可見,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為首的權威性組織不斷地宣揚及強制推行着「自由市場」及「新

自由主義」的觀念。但這些組織究竟代表着甚麼,它們所推行的又是甚麼呢?

假如我們選擇相信他們的講法,我們就得 相信他們的企業全球化觀念是建基於一套值得我們追求的價值觀。我們就得相信,市

場實應建基於「選擇」、「多元性」、「個體自主」、「整體民主」以至最終達 至「生活質素提升」及「消除貧窮」,因此

「市場」應要「自由」發展。我們經常接收到「自由市場」就是「正常」及「公平」的訊息,「自由市場」的預設安排並 不反

映任何偏見或意識型態,故此,它的擴散將代表着紛爭的消除及「地球村」的建立。

由殖民者運輸鴉片的炮艦打開港口的年代,直至米奇老鼠即將登陸香港的今天,香港已深植於這「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一世紀

之久,我們經常聽說:全球化資本主義背負着以陽光照耀陰暗,與及為我們建設,「地球上最快樂的地方」的祟高使命。

但當我們回頭看清楚我們身處的地方,以 至全世界,我們真的看到貿易自由化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消除了貧窮嗎?或是,真實

的現象反而是:在經濟發展持續增長的情況下,越來越多我們的市民朋友們,被結構性地擠壓至貧窮線以下呢?作為個體,我

們是真的可以掌握那些將影響我們生活的決定呢?或是容忍那些商貿大企業及無公開問責性的機構,對我們的生活及社區有着

比我們更大的發言權呢?我們真的看見多元化嗎?或是市場反被那些壟權者推動的一體化所飽和了呢?我們看到團結我們與鄰

人的「地球村」的發展嗎?還是見到每況越下的貧富懸殊,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以至把邊緣社群、移民及他者塑造成代罪羔羊

的現象呢?我們看到紛爭的消除嗎?或是我們看到一個正步向自我毀滅的 世界呢?在這現況下,我們看到嘗試改善以至開創不

同選擇的自由嗎?或是我們正面對着一套拒絕考慮其他意見和渴求的可能性的觀念呢?

歷史是否已經終結?「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是否就是最終的模範及唯一出路?哪裏有反對聲音?他/她們的聲音在訴說著甚

麼?

在 一個名叫齊亞柏斯的地方,那裹吹起了一道來自山區的風潮,衪為一場眾多不同運動互動而成的運動吹開了一道窗口。由西

雅圖的攤牌現場至坎昆的零公里,我們看到這就是民主的面貌,及因人民的掙扎和抵抗而展開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其中,導航

員描繪了大企業的航圖,亞根延的飯碗奮抗路線如何行進至一個由下而上的工人當家去回奪,開創以至掌握將來的標示。

就此,我們不會成為你/妳的導引,但我們將伸出我們雙手,希望與你/妳成就分享另一個對現在觀察及另一個對將來的想像。

請參與我們的定期放映及討論─我們為你/妳準備了一個對新自由主義的特大交叉,還有對你/妳及其他人民的眾多確認和肯

定。

詳見:沉重而絢爛的十二月場刊

2005年世貿前的星期三放映系列映後討論及檢討筆記 WTO DISCUSSIONS- SOME NOTES FROM THE WEDNESDAY NIGHT FILM SERIES

SOME NOTES FROM THE WEDNESDAY NIGHT FILM SERIES

WTO DISCUSSIONS
SOME NOTES FROM THE WEDNESDAY NIGHT FILM SERIES

WNFS Films :
Fourth World War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WTO: A Threat to Humanity
The Corporation
Mickey Mouse Monopoly
Zapatista
Caracoles
Strong Roots
Hope in Hard Times

* * *

POWER PLAYS

CORPORATE POWER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tructural factors of a corporation and the actions/impacts of actions taken by individual corporations…

What did we learn from THE CORPORATION?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explicit or not) between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

How can corporate power influence government?

What implications do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for different members of society?

Money is power.

MARKETING

How do individuals compete with the aggressive marketing campaigns of large corporations, who have huge amounts of capital behind them? How do we resist and critically analyze the facts behind the marketing hype? How can we raise our children to be critical consumers and thinkers in this context of mass marketing? What is ethical/not ethical? Who decides? What is being marketed-goods, but also values? -services, but also worldviews?

MEDIA

Who is controlling the media? Is media a vehicle for marketing ideologies? Whose ideologies are being marketed? What alternativ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do we have access to? How powerful is the media in shaping our valu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o what extent can we control what we are/are not exposed to? –what about our children?) What space is there to reject/re-shape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media How can we resist the powerful effects of the media? How is media related to perception management? To corporate power? Marketing? Education? Perpetua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EDUCATION

What is education? Who is doing the educating, and who is being educated? Are education systems a reflection of values re: hierarchy, power, money? How do we perceive education?
-Is education a ‘way out’ for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Is education a membership card into the mainstream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s education a way to change the system by engaging it from within?

Why is so much value placed on institutionalized education? Is it time to re-conceptualize what we mean by education, andwhat skills we want to develop through education? How we can create/allow space for these skills to be developed?

What is happening within our education systems today? (HK, China?) Are students learning/encouraged to think critically? Are they questioning what they are being taught/told? Or are they just being trained to fill a role in society, to perpetu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world orders that exist? Are we educ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obedient consumers? What are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How can education be used as a vehicle for action (long-term)~for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as a means of resistance, for raising awareness and sharing ideas for alternative ways of organizing? For disseminating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THE MANY SIDES OF RESISTANCE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What can we do as individuals in society to respond to the ‘threats” of WTO? How can we organize and mobilize to create a critical response that has impact? (Short-term/long-term; re-direct/resist)How do we engage with ourselves in a process of education/awareness? How do we engage others and create spaces for engagement without simultaneously creating hierarchy (conscientização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s put forth by Paulo Freire)? Where do we seek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ha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re accessible to us? Wha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an we employ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in the system? What strategies can we employ to communicate outside the system? ~with the mainstream? ~with governing bodies?

There is no ‘one enemy’ out there. Each individual, each community has its own ‘enemy’, its own stuggles/challenges. Can we think in terms of localized struggles against common themes e.g. globalization? How can we share experiences with other struggl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what do we mean by solidarity? e.g. Zapatista movemen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Zapatistas? How did the Zapatistas create alternative systems in the face of government oppression? How were the new systems managed and adapted over time to meet emerging needs? Wha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did they use? How did they engage in self-education? Self-governanc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and how can we use this knowledge to further our own cause here in HK?

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t sides of mobilization~ who is mobilizing, and/or who is being mobilized? Where is the power? Who is making decisions? Whose goals/agenda are being met? When actions are issue-based, the “public” can be exploited to showcase an “issue” or “platform” by individuals or groups with voice/power. People can exercise their own voice/power by bringing out their localized issues/struggles when participating in actions/rallies. Together, the diversity of issues raised speak for the people, and are an expression of solidarity towards each other as well as non-participating groups engaged in similar struggles.

SCALES

~PERSONAL SCALES
~SOCIETAL SCALES
~TIME SCALES

What can we as individuals do in our own lives to reject the principles of WTO and neo-liberalisation? What lifestyle choices, consumer choices, actions, etc., can we make? Where is the balance? This balance may be personal, but may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society. Where are the compromises and how do we prioritize the different values that inform our choices. Do our values differ when we consider th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a personal level, or a societal level)? Do we choose for example, to buy local, to buy organic, to boycott buying from big corporations? Where is the balance? How effective are these actions? On what scales can we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ons? How is this balancing act played out across time scales/generations ~in the education of our children; caring for our parents, as we represent them as consumers? Do our decisions/actions affect the values of our children? What actions stem from these learned values? How do these actions affect change in the fu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market demand? ~through direct actions? ~through education?

ACTION

What actions can we engage in?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an action? What and to whom are we trying to communicate? What time scale does an objective operate on? (e.g.short-term~block a road leading to a WTO meeting; long-term~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o engage government) Objectives can simultaneously operate on many different time scales. What physical scale does an objective operate on? (personal, local, global) What are the cultural context considerations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How do we find a balance to address the need for actions on different physical and time scales? How do we coordinate actions between people & groups operating on different physical and time scales? Do we need to coordinate, or should this happen spontaneously? Who makes decisions?

What motivates an action? How do the different forms of motivation affect an action? What do different individuals/groups taking part in the action stand to lose? Is the action born of fear or despair? Hope? Is it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ing motivations within a group collaborating on an action? Is the action even a collaboration, or a spontaneous event? Or a complex combination of both?

What are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tion? Was the action effective? On what time scale? On what physical scale? What are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Who decides on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Is there opportunity for critical reflection on an action? What are som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an they be considered positive/negative? Should we move away from dichotomies of positive/negative? How is an action portrayed by different media? Can we cooperate with the media to use it as a vehicle for achieving an objective? Can the media be trusted? How much effort can we put into perception management?

How can we reflec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tion? How was it portrayed and perceived? What are some of the repercussions? Do activists “box” themselves, or are they “being boxed” into a convenient perception category of “troublemaking leftists” through direct actions?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The media? An uncritical public? Activists? Should this possible outcome be a factor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engage in direct action? Are rallies and protests becoming too “predictable/obedient” to be effective? Are rallies and protests becoming too “radical/violent” to be effective? What are some possible consequences, if no direct action is taken? Is it more dangerous to be passive? Why? Where is the balance whe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ction/no action are weighed out? Who decides?

What other forms of resistance can be exercised? Is action getting too much attention relative to other forms of resistance? What objectives can rallies/protests/civil disobedience achieve?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What strategies can be employed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action? What is appropriate for an individual, in their context? Each individual makes their own decision regarding what is appropriate from them…

Important Point!! Its dangerous to generalize!! About “the activists”, or “the Hong Kong people”! …Although generalizations can lead into questions of what is cultural identity? For example, ~What do many Hong Kongers identify with as part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ummary below uses this generalization…(!)

CONNECTIONS TO HONG KONG

How are struggl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related to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How do we make the connections? To what degree is the facilitator/individual responsible for drawing these connections? Many Hong Kongers relate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better livelihood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rade = better business = healthy economy =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How do we identify/reveal/expose some of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WTO, in ways that people in HK can relate to? What do we want to show? Human/social costs? Environmental costs? Economic costs?

What values do the WTO’s structure and current operation reflect? How is power structured, and who makes decisions? What room is there for input? Feedback? Sharing? Discuss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Do these values match those of the people whose live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refore the WTO? What implications does the WTO hav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other people’s experiences, approaches, struggles, and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knowledge and make it appropriate to our/the Hong Kong context? Is globalization not a global issue? We may be residents of citizens of a country, but are we not also members of global society? What responsibilities do we have/feel we have to ensure the rights all people? What do we understand solidarity to mean? How can we make our voices heard, so that our values are reflected in the policies that affect our lives?

E.g.’s discussed: HK privatization of postal services, housing management, re-location of garment factories to China®who bears the benefits and who bears the cost?

Can we think of WTO as being modeled on Hong Kong?? Hong Kong to many people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rade- its economy isa perfect platform to showcase the possibilities of a free market? If WTO is modeled on Hong Kong, what does this say about other places, whose markets are less developed? What does this say about Hong Kong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AGENTS OF CHANGE

Who is leading the move towards greater and greater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the system structured/designed in such a way to perpetuate this direction towards monopolization of power (e.g.World Bank, WTO)? Does there need to be a leader, or just compliance and/or passivity to keep us going down this track?

Who is leading the resistance? It is probably overly simplistic to say “the resistance”… Do we want to have leaders, or can we break down these hierarchies? What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re possible? What decision-making methods can be employed? How can power be equitably distributed and shared? How can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be encouraged? E.g.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Zapatista Caracoles model of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power?

委內瑞拉的自主社區議會(三之一)

在香港討論「民主」,每是在「普選」打轉。然而普選這種「代議民主」,要求人民將權力以選票形式交予代行者,這種「交出權力」的做法,似乎與「人民自主」背道而馳。其實,在「代議民主」以外,有所謂「參與民主」,強調人民「重掌權力」,做法上就是全民直接參與決策。

在委內瑞拉,參與民主體現為「自主社區議會」(Commual Council)的建立。社區議會功能包括處理區內經濟、文化、教育、醫療、住屋、公共建設、治安等一切大小事宜。

委國的「自主社區議會法」於2006年立法,容許人民可自行建立「自主社區議會」。在市區,150至400戶家庭可組成議會,在農村則不少於20戶。自主社區議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民大會」,議會的工作計劃、資源分配,均須由全民大會通過。議會轄內所有15歲以上居民均可與參全民大會,大會的有效出席人數為不少於全區30%成員。

自主社區議會下設各小組,其中常設的有: 財務、 行政、反貪、 社區協調四個小組。 議會可就需要設立其他小組,性質多元化:由資源及福利相關的土地、教育、健康、食物等小組,到經濟方面的合作社、小店舖,以至文化及社區團結如各體育會、長者會、鄰舍組織等等。就推行及跟進工作的需要,每個小組均設最少一名「發言人」,所有「發言人」由全民大會選出。「發言人」的角色只是協調小組運作,而無做決定的權力,所以是「發言人」而不是「代表」或「負責人」。「發言人」也可隨時經由全民大會罷免。

換句話說,只要是居民能想及的需要,也可通過成立小組推行相關工作。條件是小組的成立及工作計劃均需由全民大會議決通過。如此,居民的直接參與,就是社區持續發展及改善的動力;一但居民不再投入參與決策,議會的運作就會隨全民大會而停頓。為何這些法例要一再強調、要求直接參與?委國向有社區組織的傳統,早於80年代的鄰舍組織就有一句口號:「我們不要成為政府,我們要直接管治」,表現出一種對代議制的缺陷的清楚認識,及積極重掌自己生命的自主性。

或會有問:不就是因為查維斯上台,其後訂立相關法例,這種社區自主的制度才能夠建立嗎?這種參與民主不是以代議民主為基礎的嗎?

在查維斯執政之前,以反新自由主義旗號,得到民眾支持上台的總統貝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在1989年連任後,隨即背棄選民,推行一系列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要求的經濟政策,引起全國各地的反抗運動,軍隊鎮壓殺死超過2000名平民。查維斯於1992年發動武裝政變,試圖推翻貝雷斯政權失敗,其後於1998才當選總統。查維斯當選後,1999年全國公投制訂新憲法,2002年右派就發動政變,查維斯一度被拘押,其後因為大量民眾上街守護憲法、支持查維斯,政變才告失敗。在這多次的民眾抗爭行動,其中堅力量,皆為一群在城市做零散工的基層市民。

代議民主的空洞無力,在此清楚展現;真正的力量,民主的真正基礎,只可能是人民主動積極的為自己的命運作主。

那麼是否沒有這樣的人民,就沒有這樣的民主?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全然是。委國所強調的民主,不只是「參與民主」,還是「自主抗爭的民主」(protagonist democracy);意指人民經由投入參與抗爭,發展民主意識,及推行的能力。人民在抗爭過程中,逐漸意識到重掌自己的權力的重要,意識到人民之間的連結組織的重要;同時在行動當中,發展自己的能力,包括分析了解問題的能力,討論協商的能力,自發組織的能力。

自主社區議會可被視為推動這種民主的制度。這個制度要求、鼓勵人民參與,並且要求、鼓勵人帶動更多其他人參與,由此發展意識及能力,使作為民主基礎的人民的力量實在發展而不會成為口號。及至2013年,委國正式登記的自主社區議會計超過40000個。

話說回頭,自主社區議會推行得較為成功的地方,往往是原來就有很強的社區組織力的地方。人們日常在街上隨坐閒聊,談的都是政治議題、社區議題。

我們何不由此開始?在香港這個地方,能日常就談論政治、談論民主?不是以娛樂新聞、揭醜聞陰私的方式,也不是退縮犬儒、指點大局各打五十,而是以願意投入參與、準備行動、不斷自我反省的態度,討論政治、討論民主?

委內瑞拉的草根社區媒體(三之二)

何謂草根媒體?

草根媒體對香港人而言,應是較陌生的概念,但我們可從媒體分類了解草根媒體的特殊定位。簡單而言,媒體可分成四類:

一)官方媒體:如香港電台、英國廣播公司、中國中央電視台等。這類媒體的管理方式因地而異,偶有製作有關社會時事的公益節目,但由於擁有權全屬政府,決定權在政府,官媒難免被用作國家的政治宣傳機器。

二)商業媒體:如香港的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商業電台、美國的霍士廣播公司、阿拉伯語區的半島電視台等。不論是否收費,它們都是由商業機構擁有和管理,節目在製作上傾向專業化,在性質上傾向消費娛樂化。在資本全球化的情況下,壟斷式商業媒體由跨國企業把持比比皆是,以營利為機構操作原則,同時散播合理化資本主義的意識。

三)公民媒體:相對於官商媒體,公民媒體傾向非專業化、非牟利。公民媒體的財政相對獨立,往往倚重低償或無償勞動,在既有人際網絡或互聯網進行傳播,而操作者大多是反對官商壟斷媒體的知識份子。

若從操作者的媒體意識去看,公民媒體還可細分為兩類:

獨立公民媒體:操作者認為官商媒體基於自身利益立場,傳播不充份、甚至扭曲的「真實」,令大眾無法接收到準確的資訊,因此需要獨立於官商機構的公民組織,去傳播較為充份和完整的視角。例子有香港獨立媒體、民間電台,台灣的苦勞網、破周報和菲律賓的Tudla Production。

草根媒體:操作者同樣認為官商媒體不可靠,所以需要獨立的公民組織媒體,卻未必相信由公民組織的媒體定能傳播較為充份和完整的視角,甚至會質疑所謂充份和完整的視角是否存在。反之,他們傾向認為社會上存在各種視角間的角力,而媒體的掌控和解讀能力,也就是公民政治能力培養的重要一環。這類媒體組織者的主要目標為:協助草根人民掌握傳播所需的意識、技術、器材和渠道,期望草根民眾能發展出自身的網絡,自主傳播,達至媒體真正民主化。

草根社區媒體在委內瑞拉

草根媒體在香港非常罕見,但在委內瑞拉,卻遍地開花。

據統計,單是委國首都卡拉卡斯的二百多萬人口中,已有近半住在大城市邊陲的基層社區(Barrios),當中絕大部份是窮人。由於大量窮人聚居於這些基層社區,故此,委國的草根媒體也就是社區媒體。

在1999年查維斯修憲立法以前,尤其在1989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引發的大騷動(Caracazo)後,不少組織者開始在基層社區建立社區媒體。初時,他們走進基層社區內的廣場,辦電影放映會(cineclubs),聚集居民分享食物和飲料,也分享對不同事的感想。後來,有些組織者發現了電台傳播較其他媒體容易掌握和使用,於是開始在基層社區辦起電台,嘗試組織居民參與電台製作。在資源匱乏和法律不承認的情況下,他們會佔領區內廢棄建築物搞製作,「非法」佔用頻度廣播。

1998年,查維斯當選總統,開始合法化過往被定性為「非法」的草根媒體。2000年查維斯修憲,肯定公民組織公開、社區性、非牟利媒體屬自由多元傳播的公民權利,同時在新電訊法令中訂明「社區媒體」的資格:

1) 必須是非牟利,並為貢獻社會;

2) 70﹪的節目必須在社區內生產;

3) 任何個人,不得生產多於20﹪日常廣播節目;

4) 的受薪員工只可製作不多於15﹪的節目,即最少85﹪的節目要由社區成員製作;

5) 必需向社區民眾提供媒體訓練;

6) 總監不能由政黨人士、政府官員、商業媒體員工、宗教人士或軍人擔任。

2002年,反對查維斯的利益集團發動軍事政變,幾乎所有官方及商業媒體均支持政變,封鎖消息。期間,草根媒體,如Catia TV,聯同其他社會運動組織,自行製作節目並印製傳單,透過社區媒體網絡傳播政變消息,鼓勵支持查維斯的民眾上街。最終,大批民眾聚集於總統府外,成功地擊敗政變,查維斯才可恢復了總統職位。此後,查維斯政府加強對社區媒體的支持,比如2004年至2006年間,提供共18.5億美元,資助社區媒體發展。2007年,全國持牌社區媒體總數大量躍升至450個,但2010年,總數又回跌至288個。

據知,現時委國約有十萬名草根社區媒體工作者,多於400個社區電台、40個電視台、與及800個正在醞釀建立的社區媒體。截至2009年,社區媒體覆蓋多於一半的全國人口。居民參與方面,以植根於Radio 23 de Enero區的Radio Primero Nego為例,電台現由學生、家庭主婦、待業者和其他社區成員製作的節目每週多達60多個。他們更持續組織居民參與電台運作,並提供相關的訓練。

草根媒體的重要性?

發展草根媒體是民主社會所必需的一環。

媒體是社會溝通及輿論形成的場域,也是不同論述互相角力的地方,同時也就是強權與弱勢、壓迫與抗爭的前線帶。統治者和財團的權力大,資源多,容易主導社會的輿論,令到邊緣的意見和弱勢社群面對的問題長期被消音。這樣又怎能稱為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

民主講求大家也能平等地參與決策,若然參與者未能獲得充份的相關資訊,又如何能夠做出準確合理的決策?若決策時聽不見相互的聲音,只聽到主流的聲音,又何來平等商討?

草根媒體亦有助基層社群的連結和凝聚。在面對共同危機時,基層社群有了基本的社區網絡,便可加快連結,互相支援,回應危機。

在香港,草根媒體不興,其中一個原因是自主傳播意識未及轉化,大部份人仍傾向假手於人的傳播。我們可以想像,即使某天,香港出了個查維斯,他充其量只能給予法例上空間和經濟上的支援。草根媒體要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關鍵所在,仍是草媒民眾的自主傳播意識和實踐。

附件:委內瑞拉草根媒體大事年表

1983年:國際油價大跌,委國政府負擔大量外債,面臨財政危機

1989年:總統安德烈斯依照國際貨幣基金會,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減少國家支出、緊縮社會福利經費、公共事業私營化,最終引起民眾的大騷動(Caracazo),政府出動軍人鎮壓,官方統計,276人死亡,民間估計多於2000人

1990年代:不少組織者走進基層社區內的廣場,辦電影放映(cineclubs),又始辦社區電台

1992年:軍人查維斯發動武裝政變,事敗入獄,投降前電視直播的演說卻令人深刻

1996年:一個名為「委內瑞拉社區媒體網絡」(ANMCLA)的全國性社區媒體支援網絡成立,協調不同社區媒體,社區媒體組織者提供訓練

1998年:查維斯當選總統

1999年:查維斯政府合法化過往被官方定性為非法的電台

2000年:修憲確認了公民組織公開、社區性、非牟利的電台或電視台屬自由多元傳播的公民權利,同時通過新電訊法,訂明「社區媒體」的資格

2002年:反查維斯的軍政商集團發動軍事政變,主流商業媒體支持政變,抹黑查維斯,封鎖政變消息。草根媒體工作者及其他社會運動組織者,製作節目並印製傳單,透過社區媒體網絡傳播政變消息。大量支持查維斯民眾上街,聚集於總統府外,成功擊敗政變,令查維斯恢復總統職位。

2004年:「全國自由、社區與另類媒體協會」成立,向約180個社區媒體提供支援及訓練。

2004﹣2006年:政府向草根社區媒體提供共18.5億美元的資助

2007年:全國持牌社區媒體總數大幅躍升至450個。

2010年:全國持牌社區媒體總數回跌至288個

2012年:查維斯逝世。同年在La Vega區的草根社區媒體,一如以往不少的草根媒體所為,佔領廢棄電視台,進行24小時社區廣播。

委國政府設立「全國另類媒體網絡」,由拉丁美洲影音學校提供社區傳播訓練。

委內瑞拉的合作社(三之三)

合作社的精神

合作社的概念是指:「以自助、自我負責、民主、平等與連鎖團結等價值為基礎」並以「誠實、開放、社會責任與關懷他人為信念」(《國際合作聯盟聲明書》)。合作社的精神,是根本地去改變「經濟只關乎生計或獲利」的狹隘概念,改變「工作因異化而成為無意義並與他人互相拼命、互相孤立」的生命狀態,改變「資方擁有絕對權力」的社會狀態。正所謂「經世濟民」,經濟該向著以「透過立足社區、互助合作和民主參與,解決民生問題,令無權勢者也可以自主、自我實現」的社會目標進發。在兩個世紀的社會經驗中,無論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或是官僚刻板的國家計劃經濟,都明顯不是上述目標的出路,故也可以說,合作社,就是一種由下而上、參與式民主社會構圖中的一個重要構成部份。

在合作社裡頭,沒有「老闆」的概念,只有由每位工人共同組成的「集體」是一場持續的社區營造運動。在委內瑞拉的合作社上至生產什麼,工資多少,市場定位,下至誰洗廁所,返早更,全都由集體商討決定,令經濟民主得以於工作場所全面實踐,令每位工人都能得到其應得的勞動成果。

另外,合作社的發展本身亦考慮到社區需要及利益,如生產方法與環境污染的平衡;或在突發事件時舉行籌款直接支援社區等等,而非單純追求更多利潤,從而嘗試一步一步,將合作社的理念實踐至整個社會。

辦合作社實是一場持續的社區營造運動,「社員在工作場所共事」直接成為社會組織方法,人民得以嘗試實踐民主共議共治的過程。合作社除了強調內部運作的民主與平等外,同時亦希望能關懷及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工作包括教育大眾關於合作社的概念,宣揚其背後民主自治與服務社區的原則。

經濟民主的重要

辦合作社的概念經政府多年發展改良,一直嘗試把權力交還人民,期望工人及社區集體擁有生產工具及管理上的自主,甚至盡量減少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國家的依賴。

經濟民主作為賦權的過程,體現在委內瑞拉政府大力協助合作社發展,讓人民賴以維生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委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頒布的憲法中指出,人民有權共同構建「包容、人性、團結的社會」。人民在平等的前題下實踐經濟民主,嘗試照顧及平衡與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上有差異的人的意見,以求集體得益,並推而廣之及整個國家。

委內瑞拉的實驗

委國合作社的發展,無論在合作單位或合作細則,均隨著社會環境和實際運作的困難及挫折而逐漸演變。委國政府一直在轉化「合作」形式,持續改良推行的重心和力度,以下略見一二:

1999年     憲法確認合作社的重要,政府以大量資助(如提供創業貸款,及能優先投得國家合約),鼓勵人民籌組合作社。

2001年     通過〈合作結社特別法〉(Special Law of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合作社數字急速上升。國家確認保護合作社的義務,協助新合作社成立,並延長其免稅待遇。

2001至2006年 政府原初對人民自行創立合作社的期望(能滿足社區需要、社員因著集體產權產生的內部團結能延伸至在地社區),換來許多困難及挫折。如許多合作社只以資本邏輯運作將利潤最大化,未有支援就近社區,及未能令更多新成員加入集體。政府遂發展出多種合作社營運模式,(如暫時與政府或私人企業共同管理),將推動經濟民主的重心,從支援人民籌組合作社,轉至鼓勵既有社區自行創立並管理合作社,強調合作社的在地社區面向。

2006年中期   National Superintendence of Cooperatives (SUNACOOP)報稱有158,917個註冊合作社(只有約不足三份一真正投入運作),牽涉當時百分之十二的勞動力。

2002至2003年 資本家發動一連串挾資本逃去的事件,藉此癱瘓生產,造成大量失業以動搖查維斯政權。失業工人開始佔領遭棄置的工廠,自發繼續生產運作。

2005至2007年 政府主動留意工人佔領倒閉工廠,並開始徵收上百間倒閉的企業。其後落實政策,期望徵收回來的企業能讓工人及社區共同擁有並管理生產工具,作為「直接社會財產」。然而出現工廠管理層照樣剝削工人,使其工作條件和待遇沒有明顯改善的情況,政府遂將「直接社會財產」變為「間接社會財產」,暫由政府擁有、工人管理生產工具,因而被詬病為國家機構擁有過大決策權。在工業發展前題下,政府亦嘗試將「直接社會財產」放進數百間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工廠」,期望最終將工廠的行政權力,交回已組織起來的工人及社區。相關國家機構在推動過程中的組織工作未臻完善,不斷激化出工人與國家機構之間的矛盾。國家逐步呼籲工人自行籌組社會主義式的工人議會,然而政府機關的主導與工人自主,逐漸形成複雜的角力關係。

參考委內瑞拉的經驗,政府機關不斷改良政制和法例,也無法一勞永逸地達致經濟民主。經濟民主的意義,在於期望人民先從意識上改變,合理地滿足自身需要之餘也要看到別人,不以剝削壓迫他人以自肥為目標。同時,透過小社區組織,讓權力分散,讓每個小社區有可能以共識民主的商討方法解決難題。這種取態明顯與資本主義運作或國家計劃經濟模式清晰區分開來。合作社在委內瑞拉,就是經濟民主作為賦權過程的載體,希望引發民眾直接參與及決定,在職場甚至職場以外,各項影響生活大小的事務,體現真正由下而上的參與式民主,望能適切回應資本主義制度影響的另類社區發展。 而政府及政制,極其量只能是經濟民主的促進者;委內瑞拉的實驗能否成功,還是端賴人民的參與。

合作社可能遇到的困難

合作社在內部和外部可能遇到種種困難,解決方法還需靠集體共同商議:

一、內部民主-社員才性有別,合作社規模各異,以致社員難以在獲取資訊、工作崗位、決策過程及集體監督等方面,做到絕對平等。如何按照社員本身的經驗、技能及知識,平衡各人工作量、工作性質與薪酬?如何讓社員互相鼓勵及協商,個人能為集體貢獻什麼、貢獻多少,以達致大家心目中的平等?

二、合作社的經營困難-一旦擁有資本的私人公司以本傷人,導致合作社無法繼續營運,該如何處理成員流失的問題?

三、官僚與人民間的張力-握有資源與權力的官僚制度,與人民之間,在資源投放和共治態度方面產生的張力,該如何梳理?

委內瑞拉的經驗能如何對應香港當下情況,讓我們反思自身在怎樣的社經環境,對經濟民主有著何種理解,期望有更多機會交流討論。

觀眾影後感:未存在的故鄉

看完《未存在的故鄉》,心裡翻著高高低低的浪。像車子走在顛簸的路上,輪胎下都是深深淺淺的坑。或許,很多身同感受的畫面牽動了深埋的情緒,所以,心情的跌宕如此身不由己。又或許,目視了許多關於個人境遇背後的歷史背景及社會原因,所以,幾許言不盡意的無奈與悲哀都仿似尋見了能盤根的地。

《未存在的故鄉》影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頭那條荒白的邊界線。

如果問……對邊界的理解是什麼?腦海裡除了浮現邊疆地區那些灰黑的鐵絲網之外,其餘的理解應該都如同《未存在的故鄉》裡呈現的,一樣的荒白色。荒白在它切開了地域、割斷了連繫、製造了距離、阻隔了人心。它是有形的屏障、更是隔閡的力量。如同它在《未存在的故鄉》裡的一樣,能讓我感知的是悸動不安與無奈悲愴。

不過,即使是這般的理解,我卻不見得懂該如何去評價它的好壞。好像,也只不過敢好奇地問:「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學會畫地為界?什麼時候為廣闊無垠的大地切開了邊界線?當時又是為了什麼呢?」。問這樣的問題,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如果這些問題都有答案。追源溯始,不知道在資源利益的爭奪之外,還能否盼望有其他原因?

再坦白(或許是懦弱)一點呢,我也只能表示自己不曉得如何在一個包含了文化、經濟、政治的複雜脈絡下去梳理社會群體間的藩籬。再多看幾次《未存在的故鄉》,再多讀幾篇文章,懂多幾個理論,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可以思索出答案?只是,看著一個個表現得不屑又咒罵得兇狠的表情,那是一條比鐵絲網更難以跨越的「邊界」呀!但,如果還可以,或許還是會想問:「當人們將人群分為對立的族群,又理所當然地說著『我們』的時候,有沒有人清楚講得出那一個要區分『我們』與『他們』的原因?其實,那些『我們』是如何被定義的?為什麼可以那麼心安理得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與一個地方的關係是與生俱來就佔有了比所謂的『他們』更值得使用/享用的權力?與生俱來是注定還是隨機呢?」

我不知道以這樣子的疑問句去梳理自己於《未存在的故鄉》的感知是不是一如既往地叫逃避?只是,當積累的坑坑疤疤被再一次在脈搏下躍動著與心跳矛盾的節奏,疏離與異化也就如影隨形。與故事的感同身受,百般滋味浮盪在心頭,讓人徘徊在輕與重之間,牽扯著動彈不得,太多感覺不知如何著地,有話也說不清。

而所以,或許吧,或許試著追源溯始,多少的孤寂與難堪都能被原諒。又或許,或許試著對自己問問題,多少的無知與自大,都能得到體諒。但無論怎樣,都好像不是現在就能整理得來的,彷彿…..在等待著「終有一日能處理」的到來。

只是,心裡卻偏偏又要再盪漾起疑問句。

「在分離的年月裡,那些早已植根的虧欠,那些陌生的親人之間,隔閡的傷痕該如何填補,才能摒棄多餘的孤獨?才能彌補「我想關心你,卻不知該從何問起」的空乏與無奈?才能在吞嚥了許許多多支離破碎的委屈之後,不至於卑微到無言也無語?」這一切還得經歷多一輪的等待?等終有一日的到來?

其實,這樣的問題應該令人更想逃避。

然後,又逃到心的另一處問……

會有人願意承認嗎?那麼多的攻擊裡,他們也只不過是有能去傷害最弱勢的一群。

 委

17/1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