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園村:我們的困境

《鐵怒沿線-三谷》放映延伸閱讀

菜園村:我們的困境

文/賀克

編按:菜園村的抗爭,在內地與台灣也引起不少的關注,而各地也有發生拆的情況。彼此間有沒有可借鑒,互相啟發的地方?在其他地方的運動參與者看來,菜園村的抗爭是怎樣一回事?又引起什麼思考?為此,《三谷》放映小組邀請了一位參與很多拆遷抗爭運動的台灣朋友寫了這篇文章。文章並不是要建立一個整全的對菜園村抗爭運動的評論,而是點出菜園村帶出的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及與台灣拆遷情況之間,可相較及不可相較的地方。(文中副題為編輯所加)

菜園村幾部紀錄片在臺灣都曾博得熱烈歡迎,菜園村的遭遇、抗爭抉擇、策略形象等,也深為臺灣的都市與土地運動所同理或嚮往。但我們做為實踐者必須掀開情感的魅惑。就因為看到彼此類似的狀況,更該穿越表面的抽象的相似,我們雖該互助,彼此卻也可能有矛盾關係。

這是「我們的困境」。我們各自的遭遇,可能是彼此的困境,然而「我們」也是可疑的存在。語言總是很引誘,如自由,如人權,如政府暴力警察暴力或迫遷,但對語境做區別才有助於消除團結的障礙。

港台土地運動

歷史的看,港、台確實值得互訪。例如一九九四、九五年之際,港英政權清拆天台屋(類似頂樓違建)的「滾石行動」,不僅引爆抗爭,也替後來的運動培育了種子;臺北市的陳水扁政權於一九九七年清拆「康樂里」1的事件,則幾乎是往後抗爭運動必取的經驗。當然也可能是我們視野狹隘,所以只有單向度經驗可循。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既然發覺某些歷史時點的接近,就更要看見歷史事實不是線性的而是迂迴的。比如台北在二○○三左右,因為運動動員,出現了第一個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保護的「違章建築聚落」2,但○四年的香港政策卻仍然保守,「利東街」街坊僅是提出文化訴求都很困難。時間的接近,不能比擬為同一社會構造,也不能以相同歷史階段來進行抽象思考。因此,二○一○,抗爭兩年的菜園村已經談妥了集體遷村,但一三年的臺灣受迫遷戶反而被逼死了人;臺北的華光社區已經搬遷完畢3、居民被政府控告的負債纍纍,被臺灣大學所控告臺北紹興社區4也還在校方訴訟與安置的曖昧態度中不見未來。彼此的策略或可學習,但兩地社會可分出誰較進步嗎?

許多現象確實相似,在菜園村,村民遇到了政策黑箱。黑箱基本是現代政治本質性的問題。所謂法治就是分層負責、各自亦無真正職責,切割總體問題,受影響者於是被分散到不同的黑洞、迷宮。香港會寄英文信給不大識字的街坊,台灣政府也會猛寄公文、出庭通知,給不識字的老人。真正的官僚就是如此,他告知你他的行為即真理,但這行為只是結果,而重要的是原因。可是官僚有警察護航,不只警察,菜園村被拆時,村民與「關注組」都遇到「保全人員」的勢力,產生衝突時,警方不但袖手旁觀,甚而將抗爭者由原告轉為被告;前些陣子臺灣的苑裡反風車5也是如此。還有更多相似性,在菜園村議題擴大為「反高鐵」的時間裡,香港抗爭者採取了擴及五個區的多次「苦行」6,而這與臺灣的「樂生7苦行」一樣,都師法二○○五年南韓群眾在香港的反WTO運動中所展示的方案。更不用說媒體錯誤報導、抹黑,甚至來自官方刻意輸出特定文案以誘導大眾認知,都是當前社會如何運作的議題。

新界原居民制度掌控菜園村未來

菜園村事件之初的二○○八年,香港政府直接發佈「深廣鐵路」規劃,「菜園村」居民被動察覺,高鐵規劃「人為的」挑上「非原居民」區域、避開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無論是有人居住的村落,或早已閒置的倉儲區)。這基本上提醒了我們運動可能的侷限,因為規劃方案、技術方法、政策正當性,凡客觀的與理性的都基本上是假問題、從屬於權力鬥爭。社會運動雖反映著政策科學之荒謬,可是社會運動卻也時而要求程序正義與法治化,這狀況可能意謂抗爭的無語、失語。

香港新界的「原居民」意指西元一八九八年即英國殖民前就在本地生活的居民及其後裔,香港法律賦予原居民「丁權」,土地私有、不同於新界以外地方的土地關係。其實「原居民」與否的問題已經點出菜園村事件真正的核心,而且表現了港、臺制度與社會脈絡的不同。不過港、台兩地都很容易將「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為了重大工程而產生的土地徵收爭議,批評為「富人的建設」,因此簡化了鬥爭的焦點。

菜園村抗爭(至少在早期)也確實快速陷入危險的對決──政府(為了富人的政府)與受害者(被收地者)的對立關係。我們很容易指出政府決策之獨斷、議員態度上的保皇,以及實行方式的粗糙,但如此論述卻也可能是偷懶的。雖然不否定此種論述方式的部份真實性,因為「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對待方式差異很大,包括非原居民的房屋易被判為寮屋(違章)。但之後我們會看到,菜園村遷村成功與否的最大阻力來是自於周圍有地權、有預備發展權的原居民聚落,因此,就像政府不能以「政策」遮掩規劃的空間政治,抵抗者也無法僅以「政策」兩字概括自己的鬥爭對象。我們當然可以有分析依據,說政策規劃是配合丁屋發展的利益陰謀,然而其核心未解的議題是新界特殊的土地私有制度,及受益於此制度的廣大新界居民。運動如何對抗此種制度?如何想像新的可能性?這同時也牽涉「人」。土地問題在香港新界以非常嚴實的方式掌控了菜園村的未來,但制度是透過人的行為來實現的。

香港政府向來拒絕為新界鄉村進行公共道路規劃,但另方面,即使菜園村自行購得土地、自行負擔重建費用、打算遷村了,卻又持續遇到原居民的反對,包括開工被阻路,甚至必須公開聲明不參與所在地的村選舉。菜園村被高鐵政策與原居民雙面夾擊。尷尬的是,購地之後的菜園村算不算地主?有沒有土地私有權?我們從政府發放「復耕牌」的說詞中發現,購地與遷村基本上沒有面對傳統的新界丁權體制,也就沒有解決它對菜園村的影響。雖然政府有條件的讓菜園村蓋屋,也使菜園村居民必須將自己壓抑在新界原居民的身份之下、最低程度影響丁權受益者,以保障訴求的可接受度。

「強調個人居住經驗」的限制

可惜的是,香港地權、土地政策的討論不在運動的主要論述中。但是從香港獨立媒體上的發文,或「影行者」影片中的某些敘事方式,則發現另些值得持續思考的說故事方法。這些敘事方式與臺灣無論都市房地問題(包含違建拆遷、道路開闢)或農田問題,也有某種近似。此相似性亦可說是共同困境。港、臺的相似運動都傾向於強調居民的生活模式,例如老年人習慣,並特別強調受影響地區的人們如何累積經驗。此類論述誠然與當前社會主要的運行模式形成了對抗,亦即挑戰做為資本主義運基本架構的社會關係,但由於論述傾向於個人化,故同時突出了受害者的特殊性。

菜園村有居民務農,或半務農,因而運動上會提到「居民長期的習慣」、住很久了,且要求外人必須要看見「居民如何在生活過程中累積經驗」,特別是人與自然的經驗。我們在臺灣也見到,老舊住宅區的運動會強調老人居住在一樓的習慣、空間經驗、鄰里圈與人際關係等問題,農村則講種地的習慣與權力。這當然都有一部份源於事實、源於可見的現象,但過於強調「個人」習慣、經驗,其結果就是導致我們無法解釋,那些同樣經歷了幾十年社會變遷,因而在歷史過程中離農、轉入工業或商業等其餘勞動分工角色,以及已經入住高層樓房等的人們。這些人基本上是運動論述的遊說對象,是被要求「看見」受害者的外人們,但正是這些人,同樣也是以一己之力,適應了生活的改變、自立更生,且就是政府政策的最大宗支持者。所謂的特殊個人習慣,涉及的是整個社會關係的不平衡、社會內在的不平等發展,在港、台這樣的邊陲地區,更是為工業投資與資金移動所深深結構著的派生現象;因而個人問題,必須回到社會關係、社會變遷過程來討論。同時,既然運動者強調人的經驗是累積的,是變動的,那麼拆遷之後自然也應能重新適應,包括「鄰里關係」、「建立情感」,也就無法完整合理化居民現況的絕對必要性。這是很矛盾的,社會運動談公共,但是我們似乎都仍無能力重新定義「公共」,或讓自己定義的「公共」足以奪權,以至於面對資產階級世界觀下的「公共」壓力時,竟只能強調個體價值。更進一步,在資本權力聚焦房地產的今天,多數人若有辦法獲得便宜房屋則也同樣不會甘於貸款成屋奴,那麼強調保護菜園村生活選擇的時候,又如何面對那些更早就被「社會的」趨逐到高樓的人們?其中有誰會不願意腳可觸地?誰的生計又不曾出問題?這都是主流價值會提出的疑問,也是我們所寄望的聲援者會有的疑問。

我們當然理解菜園村民受到了傷害,而且確實做出了重大犧牲,這毋須懷疑。我也並非認為菜園村訴求於追求不同於現代資本主義所驅動的生活步調是不可取的,但所謂個人問題必須放回總體的社會變遷來談,就此而言我們都很匱乏。菜園村後來的發展也見證了菜園村是否可遺世獨立的命題,農村運動不是鄉愁,但得避免成為鄉愁。

「發展」與中國大陸的問題

過簡的強調個人經驗並非良策,但在菜園村一連串的事件中,個人生活的層次,也確實因為「高鐵」而產生更廣大的連結,拉出了「反發展」的議題。這裡的反發展特別指稱由於高鐵被定位為為了連接廣東與香港,直通西九龍,因此不但不對香港人提供額外服務、不提昇香港內部的交通品質,也被理解為制訂決策、通過預算的香港政府、會正邁向附庸於中國大陸。菜園村事件爆發後沒多久,包括市區內如「大角咀」等同樣面臨拆遷。受影響者眾,因此,經過車資與時間的計算,誰受惠於高鐵的問題就更可疑。受益者無正當性,於是二○○九年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高鐵大聯盟」運動、凝聚更多團體出來阻擋立法會撥款。我們必須說,個人因公共工程拆遷而受損或受惠永遠是一體兩面,但是背後的「中國大陸」問題如何被理解與操作?則更是值得深刻探索的層面。

因為稼接了「大陸問題」,使之與臺灣反拆遷運動、都市與土地運動所面對的「發展」議題不大相似。雖然台灣的運動論述也指責房地產發展背後有「陸資」操控,但是臺灣社會運動論述採取的「反對發展主義」的說法,卻更為不精確。港、台因大陸問題雖也偶而被解讀為具有類似性,這也許和港、台兩地在全球經濟位置中的變遷結果有關、與臺灣的統獨議題有關,但相較於香港高鐵的空間政治 較明確顯示港、陸的空間關係重新定位、區域空間再結構,反而臺灣的「陸資控訴法則」完全不能從資本本身做批評,也陷入真正的「社會運動反對發展」的誤讀、淪為只是給「政商發展聯盟」套上新帽子,卻沒有詳細說明白控訴的究竟是什麼?並且,我們不能否認「發展」本就是眾人之願,連菜園村也期待發展,真正的問題在於「發展」是否預設了線性模式、單一價值?如何重新定義發展?我們不僅需要解釋房地產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當今角色,更要嚴厲的要求自己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做說明。

地權所屬對運動的影響

菜園村及聯帶的反高鐵運動所引發的反對行為,其動員對象是全體,但危險的也是這個香港集體。身在臺灣我無法斷言反高鐵運動如何快速衰落,但二○一一年基本已經消失。這裡有兩個不同向度,菜園村之於本地社會變遷與社會關係是其一,「港、陸」地緣關係與空間政治是其二,如果二者之間沒有有效釐清或區隔,我們擔心任一者會由於另一者而失焦。例如反高鐵運動的衰敗是否會令人遺忘,菜園村最緊張的困難來自於新界原居民的房地產慾望。

至於臺灣,各地區因為興建捷運8而引起的房屋傾斜,卻因為畏懼曝光後會減低地價,因此從未形成真正的團結。發展問題的真核心在於權力流動,我們都希望富裕,期待富裕,然而賺錢不等同於富裕或自主,因為我們手上金錢的價值高低具體操縱在別人手上。

有意思的是,菜園村的集體決議是集體遷村,反而實際上並未阻礙「所謂的發展」,即上述港、陸空間關係之再結構。二○一○年初,菜園村與政府達成遷村協議、集體登記領取賠償,並以農業復耕取得建屋牌照重建家園。同年秋天,立法會財委會通過高鐵撥款後,香港政府官員也曾確認將會依據農業復耕計劃批發牌照,並委託法定機構鄉議局負責。這基本與臺灣的「不拆不遷」極為不同。由於臺灣的更具全面性的土地私有制,使得拆遷戶特別強調自己決定自己的土地與權力9。臺灣的私有制導致容易陷入順法鬥爭10,訴求法律授與的權益,菜園村因為「非原居民」而沒有這樣的鬥爭工具,也就迴避這種危險。在臺灣,往往需要經歷漫長時間的衝撞,居民們才有可能認清,原來自己早先要求的權力很可能與壓迫者源於同樣的權利想像;而臺灣的規劃專業者,許多也往往因為居民此種意識形態的殘留,以至於不但不支持運動,還即刻地攻擊居民的語言、思想。但從菜園村的運動策略來看,令人興味的反而在於如何因應,運動之初就現身的丁屋問題?這並不全然外在高鐵問題,而是從選址方式就已經暴露。

集體搬村的困難

這裡就必須來談菜園村決定搬遷之後的事件發展。前面已經提到菜園村民承諾不參與村選舉,但是臺灣人更無法想像的,是遷村後遇到「路權」的尖銳、艱難的困境,而且政府不能夠介入。雖然路權已在後來經過鄉議局公佈有匿名善心人出錢解決,誰想到還是被豎起鐵柱、阻礙開工。因為新界的特殊土地關係,即使「鄉議局」代為介紹了元崗新村、大窩村附近土地,但買地之後,道路地主竟然可以要求菜園村交錢買路權、一再漲價,又可要求菜園新村把已經買到的土地畫出去給別人當停車場,租金還歸對方。雖然運動之初控訴了香港政府沿用「港英」時期的居民分類政策、給予菜園村差別待遇,但是菜園村遷村運動似乎也在節節敗退中隱忍、默認了這樣的分類政策,無法對抗路權爭議就是無法挑戰法律的分類。

社會運動遇到了妥協的時刻,也是最艱苦的時刻。在種種因素下,二○一○年底,為了實現最大的團結,宣布集體遷村,嘗試創造非原居民遷村的首例。二○一○年一整年,菜園村,從膠著、對抗零星或大規模拆遷,到決定遷村,到選地買地,又到路權爭議,還有復耕牌的延宕,劇情反覆難耐。政府先承認確有遷村之事,但在新村(甚至是臨時組合屋)完成前,卻非常苛刻的對待遷村的前置作業,而且持續在菜園舊村中東挖西敲、忽視菜園村已經願意協商的事實。政府不願意等待,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製造菜園村的四分五裂,以消抵抗。新村未完成、無處去的現實,透過媒體變成了「領錢卻不願走」的黑函;臺灣人也很熟悉這把戲。究其實,做為公共議題,香港政府應該要配合菜園村遷村的意願,因為村民沒有擋在政策前緣。香港市民也需要面對,因為菜園村甚至沒有要求分一塊「發展的大餅」。

於是運動轉化了。緊繃的抗爭使得菜園村民理解了自己不能夠成為環境的另一批加害者。在遷村的議題上,香港政府的後續「協助方式」等於零,這反過來突出了運動的正當性,可是我們仍要繼續思考這最後的村民方案。

開拓另類發展的可能

早在一○年初,菜園村就開始了「有機、生態」的農業實驗,舉辦有機復耕工作坊、向香港居民推廣,甚至吸引了台灣相關社會運動、規劃界的關注。我們可以說,正是有機農業、集體工作、集體遷村等,菜園村遷村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東西,號召了香港內、外的目光。

菜園村以「自費遷村」的方式避開了搬遷抗爭中的補償、安置問題,理應避開了「私地主爭取自身權益」的這種理解方式。這是拆遷運動的重要成果。菜園村雖然想要成為「非原居民」遷村的首例,但是菜園村村民並沒有要把非原居民拉抬到與「新界原居民」等同的地主位置。菜園村民成就了另一種與土地的關係。前面我提到菜園村的遷村並未根本挑戰到丁權體制,可是,不容否認這樣的實踐軌跡賦予了菜園村極高的正當性,即使如此,搬遷後的私地主反撲,卻真實的見證了菜園村運動的侷限。

菜園村運動中,所謂「另類發展」、生活與生活的價值,使得菜園村成為實驗性的烏托邦,得以填充先前「反發展」論述的不足。菜園村集體決議所採行的參與式民主方式(不同於台灣社會學界積極推廣的「審議式民主」,而是與臺灣基進規劃圈的「參與式規劃」11同一系譜)也使之具有實驗性、挑戰代議民主。菜園村試圖藉由社會運動過程,擾動、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並重造空間關係、重建社群集體。但問題可能也就在這裡。烏托邦可以是獨立的嗎?甚至,有機、農業,就是烏托邦嗎?當臺灣的規劃社群、社運社群也開始將目光「回到農村」,這頗值得深思。

「原居民」極盡阻礙的過程,充分顯示了所謂菜園村重建運動自始至終都面對新界原居民勢力。最後,特別當舊村已拆完而居民已遷至新村,政府退場了,這雖然一方面可說是菜園村開始擺脫政府政治的直接干擾,但另方面,也使得這場鬥爭的最後階段充分凸顯了菜園村面對的真正「政治」之所在、香港居民內部的社會戰爭。當運動走上社會內部戰爭的階段、個別居民爭執的階段,政府就逃逸了,而政府權限後頭的經濟勢力的操控痕跡也就越容易隱身。

菜園村的理念,無論是經濟與社會變遷議程上的理念,或者是政治與決策形式上的理念,也許表徵了新的想像力,但更多的問題有待我們面對與解決。甚至根本的,城市與農村於今的現代社會關係中還是二分的嗎?我們仍須持續探索與回答。(完)2013/11/12

1 當年清拆以建公園,即現台北市林森公園、康樂公園。

參考資料:《綠色推土機》作者:黃孫權

2 這裡指台北市寶藏巖,現已改成為國際藝術村。

3 位於台北市,政府為建華爾街、六本木為由而清拆。

4 位於台北市,台灣大學為收回土地而清拆。

5 苗栗縣苑裡鎮,居民反對建商於民居旁興建風力發電機。

6 香港反高鐵苦行,二十六步一叩。

7 新莊市樂生療養院;捷運局為建維修站而要徵地清拆。

8 台北市一直在建新捷運支線;台南市亦準備興建捷運中,而要徵地拆屋。

9 近年台灣面對拆遷的住戶,很多是業權擁有人。

10 依從法律途徑去爭取。

11 晚近台灣政府與學界大力聯合推動「審議式民主」,簡化來講,雖經過民眾考核,但本質上是先由菁英提出選項。九○年代以來臺灣進步規劃圈則慣於「參與式民主」,則是將居民意見置於前提,而將專業、技術置回該有的輔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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