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的合作社(三之三)

合作社的精神

合作社的概念是指:「以自助、自我負責、民主、平等與連鎖團結等價值為基礎」並以「誠實、開放、社會責任與關懷他人為信念」(《國際合作聯盟聲明書》)。合作社的精神,是根本地去改變「經濟只關乎生計或獲利」的狹隘概念,改變「工作因異化而成為無意義並與他人互相拼命、互相孤立」的生命狀態,改變「資方擁有絕對權力」的社會狀態。正所謂「經世濟民」,經濟該向著以「透過立足社區、互助合作和民主參與,解決民生問題,令無權勢者也可以自主、自我實現」的社會目標進發。在兩個世紀的社會經驗中,無論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或是官僚刻板的國家計劃經濟,都明顯不是上述目標的出路,故也可以說,合作社,就是一種由下而上、參與式民主社會構圖中的一個重要構成部份。

在合作社裡頭,沒有「老闆」的概念,只有由每位工人共同組成的「集體」是一場持續的社區營造運動。在委內瑞拉的合作社上至生產什麼,工資多少,市場定位,下至誰洗廁所,返早更,全都由集體商討決定,令經濟民主得以於工作場所全面實踐,令每位工人都能得到其應得的勞動成果。

另外,合作社的發展本身亦考慮到社區需要及利益,如生產方法與環境污染的平衡;或在突發事件時舉行籌款直接支援社區等等,而非單純追求更多利潤,從而嘗試一步一步,將合作社的理念實踐至整個社會。

辦合作社實是一場持續的社區營造運動,「社員在工作場所共事」直接成為社會組織方法,人民得以嘗試實踐民主共議共治的過程。合作社除了強調內部運作的民主與平等外,同時亦希望能關懷及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工作包括教育大眾關於合作社的概念,宣揚其背後民主自治與服務社區的原則。

經濟民主的重要

辦合作社的概念經政府多年發展改良,一直嘗試把權力交還人民,期望工人及社區集體擁有生產工具及管理上的自主,甚至盡量減少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國家的依賴。

經濟民主作為賦權的過程,體現在委內瑞拉政府大力協助合作社發展,讓人民賴以維生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委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頒布的憲法中指出,人民有權共同構建「包容、人性、團結的社會」。人民在平等的前題下實踐經濟民主,嘗試照顧及平衡與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上有差異的人的意見,以求集體得益,並推而廣之及整個國家。

委內瑞拉的實驗

委國合作社的發展,無論在合作單位或合作細則,均隨著社會環境和實際運作的困難及挫折而逐漸演變。委國政府一直在轉化「合作」形式,持續改良推行的重心和力度,以下略見一二:

1999年     憲法確認合作社的重要,政府以大量資助(如提供創業貸款,及能優先投得國家合約),鼓勵人民籌組合作社。

2001年     通過〈合作結社特別法〉(Special Law of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合作社數字急速上升。國家確認保護合作社的義務,協助新合作社成立,並延長其免稅待遇。

2001至2006年 政府原初對人民自行創立合作社的期望(能滿足社區需要、社員因著集體產權產生的內部團結能延伸至在地社區),換來許多困難及挫折。如許多合作社只以資本邏輯運作將利潤最大化,未有支援就近社區,及未能令更多新成員加入集體。政府遂發展出多種合作社營運模式,(如暫時與政府或私人企業共同管理),將推動經濟民主的重心,從支援人民籌組合作社,轉至鼓勵既有社區自行創立並管理合作社,強調合作社的在地社區面向。

2006年中期   National Superintendence of Cooperatives (SUNACOOP)報稱有158,917個註冊合作社(只有約不足三份一真正投入運作),牽涉當時百分之十二的勞動力。

2002至2003年 資本家發動一連串挾資本逃去的事件,藉此癱瘓生產,造成大量失業以動搖查維斯政權。失業工人開始佔領遭棄置的工廠,自發繼續生產運作。

2005至2007年 政府主動留意工人佔領倒閉工廠,並開始徵收上百間倒閉的企業。其後落實政策,期望徵收回來的企業能讓工人及社區共同擁有並管理生產工具,作為「直接社會財產」。然而出現工廠管理層照樣剝削工人,使其工作條件和待遇沒有明顯改善的情況,政府遂將「直接社會財產」變為「間接社會財產」,暫由政府擁有、工人管理生產工具,因而被詬病為國家機構擁有過大決策權。在工業發展前題下,政府亦嘗試將「直接社會財產」放進數百間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工廠」,期望最終將工廠的行政權力,交回已組織起來的工人及社區。相關國家機構在推動過程中的組織工作未臻完善,不斷激化出工人與國家機構之間的矛盾。國家逐步呼籲工人自行籌組社會主義式的工人議會,然而政府機關的主導與工人自主,逐漸形成複雜的角力關係。

參考委內瑞拉的經驗,政府機關不斷改良政制和法例,也無法一勞永逸地達致經濟民主。經濟民主的意義,在於期望人民先從意識上改變,合理地滿足自身需要之餘也要看到別人,不以剝削壓迫他人以自肥為目標。同時,透過小社區組織,讓權力分散,讓每個小社區有可能以共識民主的商討方法解決難題。這種取態明顯與資本主義運作或國家計劃經濟模式清晰區分開來。合作社在委內瑞拉,就是經濟民主作為賦權過程的載體,希望引發民眾直接參與及決定,在職場甚至職場以外,各項影響生活大小的事務,體現真正由下而上的參與式民主,望能適切回應資本主義制度影響的另類社區發展。 而政府及政制,極其量只能是經濟民主的促進者;委內瑞拉的實驗能否成功,還是端賴人民的參與。

合作社可能遇到的困難

合作社在內部和外部可能遇到種種困難,解決方法還需靠集體共同商議:

一、內部民主-社員才性有別,合作社規模各異,以致社員難以在獲取資訊、工作崗位、決策過程及集體監督等方面,做到絕對平等。如何按照社員本身的經驗、技能及知識,平衡各人工作量、工作性質與薪酬?如何讓社員互相鼓勵及協商,個人能為集體貢獻什麼、貢獻多少,以達致大家心目中的平等?

二、合作社的經營困難-一旦擁有資本的私人公司以本傷人,導致合作社無法繼續營運,該如何處理成員流失的問題?

三、官僚與人民間的張力-握有資源與權力的官僚制度,與人民之間,在資源投放和共治態度方面產生的張力,該如何梳理?

委內瑞拉的經驗能如何對應香港當下情況,讓我們反思自身在怎樣的社經環境,對經濟民主有著何種理解,期望有更多機會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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